发布时间：2025-03-11 11:07:29

　　只有拥有丰富的劳动力，人们才能在一座城市享受到各种便利◆■★◆◆■、实惠的服务。所以，越是收入水平高的地方，越应该敞开大门，让各类服务人员进来。如果人为设置障碍，就会导致各类服务过于昂贵或短缺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高技能人群的居住生活体验，让城市留不住人。中国一些特大型城市已经因此出现了人才外流的情况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近年来各地国资基金发展迅速■★★■，这部分资金能否替代民资和海外投资机构在创新中的作用？

　　第二个原因是舆论的影响★◆◆◆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部分社会舆论存在一种把资本跟劳动力、民生福祉对立的倾向。资本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，当发挥好的作用时，它可以创造就业、促进创新。比如一些生活服务类平台经济就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■★■◆◆◆，尽管这些新型灵活就业群体也会对社保制度带来新的挑战，但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是可以改善的。因此，不能一遇到问题◆◆★，就首先想到“一刀切◆◆■★■”地关闭这些平台◆◆◆◆■。

　　我们传统上认为，城市发展越快◆■★◆■，就越需要高技能人才，而低技能人才找工作就会更困难◆■★，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。在高技能人才的工作场景中■◆，需要大量辅助性岗位，例如设备操作员、安保人员、食堂厨师、清洁工等。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，高技能人才的时间成本显著增加，企业就会通过外聘专职人员或外包来完成辅助性工作★◆◆■◆。比如，大学老师20年前是自己打扫办公室，现在反而有专门的清洁人员★■■■■，因为老师生产率高了，即使劳动工资也大幅度上升★■★，仍需要请专人打扫卫生，让老师们把时间解放出来投入科研和教学中★◆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降。2023年和2024年，民间投资同比增速均为负值。2024年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仅为50.1%，降至2012年公布民间投资数据以来的最低点。其中，此前颇为活跃的民营科技企业投资下滑也较为明显，自2021年达到投资高峰后★■★■★，头部互联网企业对外投资就出现大幅度下降，对外投资部门人员缩减，直至2024年下半年才有一定回暖。

　　此外，在制定政策时，要多考虑市场意见。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个提法特别好，就是要“注重倾听市场声音■■★★”。

　　由于这两个原因■★，有钱的大企业不愿意投，中小企业又拿不到融资■★■★◆◆，一些投资机构则因面临风险过高★◆◆■◆★、收益预期下降★■，也不敢投了。

　　所以，越是高技能人群聚集的地区，对各类服务的需求就越丰富◆★★★■、越旺盛。比如现在一线城市里帮忙照看宠物也是一类就业岗位。

　　知晓政策是第一步★◆■■◆，要让农民群体放心进城，还需要这些政策在各地的执行过程中能够得到保障，不变形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建议，消除政策中的模糊地带■◆◆，建立让各类市场主体更明白的投资规则，比如如果要★★◆◆★“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”，可以用负面清单制度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是“无序扩张◆★■◆★◆”★■★◆。

　　但国资在一些创新风险比较大的领域存在先天劣势★■◆◆■。资本投资必须依赖于一个机构或者自然人来做投资决策。在国有体制内，这些机构和自然人可能并非专业领域出身，这会影响他们的判断。另外，他们通常有具体的任期，任期结束后可能会调任其他机构，这也会影响他们对投资回报周期和风险的偏好。

　　陆铭：社会公众在理解上可以有一个转变◆■★：资本是能够推动创新、推动经济发展的。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考虑◆■，应该鼓励企业多做投资，而不是减少投资。只有企业多投资★◆，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。当就业岗位增多，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时，劳动者的待遇才能提高。至于这种提高是以工资水平体现，还是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来体现，只是形式问题◆◆◆。如果劳动力供需关系不改变，仅提高社保覆盖度，那么这部分成本要么以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为代价，要么就会转嫁给消费者。

　　陆铭：投资下降既受到整体经济走势的影响，也与此前一些收缩性政策有关◆◆★★。这些政策在力度和方式上，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。两年前，我提过建议：监管应针对不好的行为和不好的主体，这些主体可能是个人★◆■，也可能是某家企业■■■◆。但我们有时候会因一个负面事件而对全行业进行监管◆★■★■■，波及面太广，会影响投资人的信心。特别是在一些创新领域，这些领域在初期可能是“泥沙俱下★■”的■■★★★■，如果因为部分“泥沙”招致对整个领域的监管，投资这些领域的风险就会增加★★◆★◆◆，投资人就不敢投了。

　　从监管的角度◆■■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使得国资投资尽可能避免亏损。在实际操作中■◆★，这会导致每个项目都被设置KPI（关键绩效指标），而这与创新投资的逻辑是相悖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民营投资机构在创新领域能够形成“高创新—高风险—高回报■■◆”的闭环，投资人也能获得高回报。但在国有投资机构，很难建立起针对投资人的“高创新—高风险—高回报”的正向激励机制。

　　陆铭■■◆■★★：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运作模式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优势★★★★■■。国有资本应该去投两类■◆★◆■◆：一类是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重要的战略性行业★★★◆，比如航空航天■★★◆◆、超级算力基础设施或太空探测等领域★◆；另一类是有明确成功先例、风险不是很大，但需要重资产投入的领域。

　　三、四线城市更多是“不愿进城”，因为农民担心落户城市后会失去农村的各种权益◆◆，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、宅基地资格权和集体财产的收益分配权。实际上，2024年召开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，农业人口市民化后，这些权益仍会得到保障★■■◆◆■。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，很多农民并不知道这条政策。

　　陆铭★◆：一个事实是，如果人口流动不受制度性制约，高技能人才的集聚程度越高，对基础服务者的需求也会越大■■■◆。以美国为例，每新增1名高科技人才■★，会带动5个就业岗位，包括1名律师、1名医生以及3名诸如超市收银员■■■■、餐馆服务员、家政服务员等低技能岗位，带动的高低技能就业是1★■■◆★■:1。（注：高技能和低技能是以学历为划分标准）

　　此外，陆铭认为◆■，此前舆论中将资本跟劳动力、民生福祉对立的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。实际上，资本是能够推动创新、推动经济发展的。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考虑，恰恰应该鼓励企业多做投资，而不是少做投资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平台企业是市场中重要的投资者，在对平台经济监管进入常态化后，怎么重新激活平台企业的投资活力，如何在“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”和“促进创新”之间取得平衡？■★◆■“红绿灯”制度应如何完善◆■？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近年来很多城市都在打造创新高地，在人才引进时会强调引进“高端人才”，给予各类补贴和优待。但对一些零工群体◆■◆、服务业从业群体等，反而会设置障碍或给予较少的公共服务，这种思路会带来什么问题◆■◆？

　　陆铭：“不能进城”与■◆★★★“不愿进城”两种现象是同时存在的■◆★■◆★，只是出现在不同级别的城市★★■■■◆。总体而言◆★★■■■，特大城市的主要矛盾是“不能进城”。特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对学历、社保年限的要求，把大量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挡在门外。另一个问题是◆◆，这些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还常常伴随着名额限制■◆■■。这意味着★◆，即使达到某个★★■◆■★“门槛◆★★◆”■★★，也不一定能落户，而是需要根据积分高低进行排序，按名额依次落户。从目前的情况看★◆★◆■★，特大型城市应该逐步取消积分落户的名额限制。我们看到■◆◆◆★，最近广州、深圳等城市已经作出了改变■◆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★■◆★◆：你在新型城镇化方面进行了长期调研，从调研看■◆★★，目前市民城镇化的主要阻碍是“不能进城”还是“不愿进城”？

　　这几个原因放在一起就会观察到★◆■，近年来中国独角兽型企业的增长速度是放缓的。市场参与者也出现了变化，比如国资基金占比提升■◆◆■，民营投资机构和海外资本的市场份额下降■◆★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：近年来，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现象比较明显，你认为民营企业◆★，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的投资意愿为什么降低？

　　陆铭：首先，要减少模糊地带，建立让各类市场主体更清晰明了的规则。比如，★★■★“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”，就需要明确什么样的行为属于■◆“无序扩张”。理论上★★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■◆★★”，需要通过更明确的法律来划定“无序扩张”的边界，只要不在“无序扩张”的范围内，市场主体就可以放心投资◆★■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应建立投资的★◆■■■“负面清单”，明确告知哪些领域是社会资本不能进入的。对于不受限领域的投资行为，即使出现一些不能预见的问题，也可以通过事后监管来调整，这种事后监管需要提供一定的容错空间■★★★★◆，比如提供一个窗口期■◆◆■◆★，让市场主体逐渐调整。